两次奥运会与东京日本桥地区的更新改造

 相较申请时的一帆风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筹备可谓一波三折。先是主场馆的设计反复修改,并被质疑工程进度能否赶上开幕,之后组委会大费周折选定的会徽又卷入抄袭风波。

 一连串事件昭示着,今天的日本和筹备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的日本早已不同。无论国际政治潮流还是国内社会结构,都决定了日本不能再依靠半个世纪前的方式来筹备大型国际项目。

 这里介绍的日本桥地区改造计划,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件事。与奥运项目试图为东京城市建设“做加法”相反,日本桥地区的居民和企业希望通过给城市环境“做减法”的途径,在大都会中心打造一个更为宜居的空间。项目背后强烈的民间力量,以及参与者对城市空间提出的替代性叙事,给我们带来关于城市规划的新思考。

 日本桥的生与死

 如果你一年前到东京中央区的日本桥附近游玩,一定会发现,不管巷子里的小餐馆,还是知名的高岛屋百货店,里面都有一个请愿书投放角。这份题为“给日本桥青空,给日本桥川光芒”的请愿书,由日本桥地区各社区自治会以及相关民间团体共同制作。其目标是希望凝结政府和社会的共识,拆除日本桥地区的首都高速道路,让被遮挡在高架下的日本桥重见光明。

 为期半年的收集活动,共收到超过32万份请愿书。联署的请愿书顺利提交给日本众议院。想理解人们对撤去日本桥上空首都高速路的支持,就得回溯日本桥的历史。

 在结束战乱并建立了江户幕府之后,德川家康很快对政权所在地江户城(1868年明治维新后改名为东京)展开建设。1603年4月14日,德川家康在紧邻自己城堡的平川上修建了一座木桥。这就是日本桥最初的原型。

 在火灾频发的江户时代,木质的日本桥难逃被烧毁的命运。到明治初年被改建成石桥为止,日本桥先后经历了数十次烧毁重建。现在我们看到的双拱石桥,建于1911年4月3日——这已经是第19代的日本桥了。

 日本桥的重要性不只因其悠久历史。在江户时代,德川家康以东京为起点,修建了五条主要道路,通达日本各地,它们的起点正是日本桥。今天日本桥上仍有“日本公路原点”的纪念碑。

 日本桥还是江户重要的水路枢纽。从日本桥出发不仅可以沿着城内河道到达江户各个角落,还可以经由隅田川快速抵达东京湾口。

 我们今天熟悉的筑地鱼市最早便坐落在日本桥附近。日本桥市场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被摧毁后,鱼市才搬到后来的筑地。

 日本桥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明治维新之后的现代化建设中同样拔得头筹。日本桥附近不仅有日本最早的大型百货公司,这里还是日本现代金融的发祥之地。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以及东京证券交易所,至今仍在这个地区办公。

 日本桥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在江户时代,大名和武士主要居住在城西被称为“山手”的高地。城东被称作“下町”的平坦地区,则是庶民们的居所。日本桥地区是后者最具有代表性的地点。这里诞生和成长的庶民文化,为帝都东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即便是如此重要的日本桥,也难逃城市建设的“阴影”。为了迎接1964年首次在亚洲举行的奥运会——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开始了东京首都高速道路的建设。出于节省建设时间和经费的考量,日本政府并没有在东京市内购买修建高速路所需的土地,而选择在城市半空搭起一条新的道路。

 首都高速路很快完工,东京市区的城市景观却发生了变化。1963年,首都高速路修建到日本桥上空,日本桥和桥两岸从此被一层移不开的阴影遮挡。

 这层阴影似乎暗示了日本桥地区的衰弱。随着奥运会到来的,是东京城市的不断扩张。涩谷、表参道等城南副地区,开始吸引更多人流。最能代表日本桥地区处境的例子是:随着人流减少和经济泡沫崩坏的冲击,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东急百货店日本桥分店1999年被迫关张。

 日本桥地区的衰落也是东京中心老城区整体状况的缩影。数据显示,日本桥所在的东京都中央区,在上世纪70年代,人口减少了约四分之一。这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

 城市中心的“地方创生”

 和日本的地方城市与乡村一样,为了吸引人口回流,日本桥地区的居民和企业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地方创生事业。和政府主导的奥运建设项目不同,在日本桥地区的复兴中担任领导角色的,主要是当地民间力量。

 “名桥‘日本桥’保存会”,是最早投入到该地区复兴的民间团体之一。成立于1968年的保存会,试图通过保护日本桥及其周边传统景观,给日本桥地区带来新的发展。

 该团体1983年就通过决议,要尽全力把首都高速从日本桥上空移除。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其呼吁难以实现。但保存会并未放弃其诉求,而是从小处入手,重新打造日本桥的品牌形象。从1971年开始,每年7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保存会都会召集成员和附近街区的住民,开展日本桥清洗活动。

 1991年,在日本桥建成8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保存会成功在日本桥两岸设立了四个小广场。这四个分别名为“瀑布广场”、“花的广场”、“乙姫广场”和“元标广场”的公共空间,从不同角度讲述日本桥的历史,也成功吸引游客来访。1999年,在保存会常年游说下,日本最著名的体育赛事之一“东京-箱根大学生接力赛”将日本桥纳入赛程设计中。同年,日本桥正式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2002年,保存会成立了日本桥学生工坊,试图引入大学生的活力和智慧,以确保本地区可持续发展。

 除“名桥‘日本桥’保存会”外,日本桥地区还有其他各色民间组织,在民众动员和城市建设中发挥作用。它们或以某一具体目的为中心,如筹款给日本桥地区的街道增加绿化景观;或以某一职业身份为中心,如日本桥OL(女白领)俱乐部;又或采取“街区杂志”的形式,每月出版聚焦本地区人事物的刊物。

 1999年,名为“日本桥地域复兴100年计划委员会”的组织应运而生。该组织以日本桥地区今后100年有序发展为目标,统筹上述各地方性民间机构,以实现地区更全面发展。该委员会对地区开发采取三种策略:保留、复兴和创造。基于此,开设都市再生部、水边再生部、观光部、地域振兴部、历史文化推进部和公共关系部等六个部门。在委员会统筹规划下,各民间团体的力量得到进一步整合。除各团体原有项目之外,还引进利用地域内垃圾来运行的环保观光巴士,并成功复兴日本桥码头和部分航道,使水边恢复生机。

 在以上这些准备下,撤去首都高速路的议题,以更为有力的姿态,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2006年9月,“帮日本桥川夺回青空会”成立。该委员会由早稻田大学特命教授伊藤滋等四位专家组成。他们从专业视角出发,论证了撤去首都高速路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帮日本桥川夺回青空会”目标在于,提升现有日本桥城市景观,使日本桥岸边重新变成市民可自由来往的公共空间。该组织明确提出,景观复兴是以民间力量主导、辅以官民合作来实现的。

 根据该组织制作的“帮日本桥川夺回青空会”的报告书,要改变高架路导致的游客回游率低、水质与空气循环受影响的现状,只有撤去架在日本桥上的首都高速,并对日本桥实行综合改造。高速路建设可分为完全撤离和移建两个大方向。前者短期建设成本较低,但长期会造成中心城区交通拥堵。而将高速路这一路段全面移到地表之下的方案,无疑对景观改善有更大帮助。

 据报告书测算,该项目一共需要约5000亿日元资助。其中1000亿元将来自首都高速原本计划进行的奥运翻修项目,其余部分由能得到收益的地方企业、本地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承担。

 这份翔实且获得本地居民和商户共识的报告书,被递交给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由于2007年日本申办2016年奥运会失败,该项目没有得到立刻实施。而2013年日本获得2020奥运会主办权、首都高速路正式公布翻新计划后,“日本桥地域复兴100年计划委员会”和其他地方团体立刻开始新一轮游说,并开展本文开头提到的联署活动。

 最终,2016年1月,《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和东京都政府明确表明,日本桥段的首都高速路将进行地下化改造。其资金分配与空间的设计,基本建立在民间已有方案上。

 至此,为日本桥夺回青空、为日本桥地区重新注入活力的运动,终于取得阶段性成功。

 改造背后

 日本桥地区地方创生和景观改造最值得玩味之处,可能在于这一过程与东京两次奥运会之间的紧密联系。

 由于中央政府强力支持,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取得空前成功。但民间力量与地方声音被排除在城市空间利用之外,也是不争的事实。

 借由2020年奥运的机会,日本的民间力量开始慢慢回归都市空间的规划之中。和中央政府对东京城市空间“发展性”和“庆典性”的认知不同,民间倾向于从“生活性”和“日常性”来理解空间。

 上世纪80年代,东京曾兴起一阵“江户学”热潮。学者和市民纷纷调转视线,从东京的历史中寻找城市生活的灵感。以阵内信秀为代表的研究者指出,江户时期的东京是一个和威尼斯不相上下的水都。桥两岸往往是市民可以自由、自发交流的公共空间。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是道路交通取代水路的过程。人和城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随之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重新找回东京的水边生活,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的共识。作为一个成熟城市的东京,要在现代城市趋同的潮流中,树立起自己的独特身份,水和桥无疑提供了绝佳的策略。这成为日本桥地区复兴运动背后重要的理论支撑。

 最后,虽然在日本桥改造项目中,民间力量发挥了更大作用,但“民间”本身也并非同质的集合体。

 日本桥地区常被东京人称作“三井镇”。三井财团在此拥有数家商业设施。它们对地区创生的参与和支持,是日本桥成功再开发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也有日本媒体指出,日本桥两岸将来被改造成公共空间,也方便了三井集团开展各类大型商业活动。

 其实,在今天的东京,面向2020奥运的城市再开发项目背后,基本都有大企业的身影。比如:丸之内地区的改造和三菱集团,涩谷站的改造和东急集团,新宿南口的改造和小田急集团。如何平衡产业和民众的利益,真正实现城市公共空间的复兴,是东京人不能停止思考的问题。■

-《东方早报》-201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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