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污染治理三十年

　　谈起水污染治理，人们常谈及英国泰晤士河治理。这条河从1850年修城市下水道、做治污准备，1950年修污水处理厂，至2000年大马哈鱼回归，后50年共投入300亿英镑，显现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艰辛。
　　世界各国的水污染，以泰晤士河黑臭缺氧为代表的第一代水污染，以及重金属、有毒化学品为代表的第二代水污染，营养元素超量为代表的第三代水污染在中国高速发展工业的压力下，三代污染同时出现，加之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落后的工业结构和工艺流程，城市管网欠账多，污水集中控制设施欠账更多。因此，中国的水污染治理与国外相比，就更为艰辛和困难。
　　1972年，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的官厅水库水污染治理办公室，可以作为中国水污染治理起步的标志，也成为中国水源保护的摇篮。此后，在北京西郊、东南郊、蓟运河、东北一、二松花江，国家“六五”、“七五”水环境容量和背景值科技攻关，都是中国水污染防治科学技术和专业人才的必要准备。
　　1989年，第一次水污染防治大会在河南省安阳市召开，提出了水域分类管理、污染源分级控制、划分水环境功能区、发放排污许可证等一系列对策，大大强化了各级环保部门依法行政的手段。
　　1995年，以治理淮河为动员令，向污染宣战，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淮河、海河、辽河、太湖、滇池、巢湖以及渤海成为“33211”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几个流域的水污染治理虽然只是初见成效，离最终目标还有很长路程，但是敢于选择世界少有的人口密集、水资源严重紧缺的流域作为治污突破口，本身就是信心和力量的体现。
　　2000年，为使中国跨世纪工程南水北调项目发挥综合效益，东线治污、东西中三线的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任务确定，把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推向新的高度，即让治污为重点工程开路，并融入重点工程的建设计划，实现“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
　　2002年，在进入中国水污染治理30年之际，小康社会、“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统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发展要有环境目标，注重国家环境安全等现代理念，揭示出新世纪治污工程应包容更多的生态保护与以人为本的内涵。
　　回首30年，理念提升的力量、技术进步的力量，一直成为中国水污染治理的推动力量，这是最应该汲取和发扬的宝贵经验。
　　回首30年，由于对治污需要投入、见效需要时间缺乏正确的认识，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治污信心，这是最应该宣传和澄清的基本观念。
　　重要的是，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能够做到国内外技术和设备互补，部门与区域间统一步调，综合决策，需要的只是时间和实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水污染防治的需求与小康社会目标越来越贴近，就更有理由相信未来20年的水污染防治工作会更有成效。因为，循环经济的旗帜在区域开发、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领域高高飘扬之日，就是中国水污染防治登上新台阶之时。环保部门有决心、有能力擎起这面旗帜，使水污染防治运用生命周期评价理论，整体推进ISO14000国际环境管理标准，从结构调整、清洁生产的高度，打好水污染防治严格依法行政和建立市场机制两方面的硬仗，在世界水污染防治史上，留下中国人的精彩画卷。

《中国环境报》2003-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