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杨

　　20 世纪八十年代，全国许多地方只知道发展生产，因此产生的消费者支付意愿很清晰，结果就是私有环境的优化和公有环境的恶化。后来才有富裕且清醒的官员开始兼济天下，公共环境从此日新月异。但是，站在全国的角度，看看西部：一穷二白的农民和穷山恶水的土地，他们中还有几千万没吃饱肚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遏制以环境为代价的破坏性生产？养不好人的土地就是生命的灾区，还谈什么保护？

　　其实，从全局从长期来看，环境利益就是经济利益。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西部还在忙着吃饱饭这样的初级发展阶段，需要经济上的“东水西调”，即让已经发达的东部帮西部一把。

　　但是，所谓“生态转移支付”——花自己的钱，净别人的家，这一做法在东部地区仍然难得人心。

　　目前，东部地区普遍认为：西部是环境治理后受益程度更直接更大的一方，那么他们破坏的环境为什么要我们掏钱来治理？环保责任的原则不是“谁污染谁治理”和“多受益多付费”吗？因此而认为，这笔账还得算到国家头上。他们忘了一点：几十年来，东部的富裕是建立在对西部资源的大规模开采之上的。所以，东部富裕了，富而思源，为国家多作点贡献，也还点债，天经地义。否则，交通成本高、产业配套差、人口素质低的西部各省区市要获得和东部一样的经济发展速度，除了榨取环境，很难有别的办法。这环境毕竟是全国人民的环境啊！东部人的钱不仅是东部的，西部人的环境也不仅是西部的，他们都是从国家整体利益角度整体调配的结果。另外，西部工业化中不断加重的污染，已与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和农业污染结合起来，生物多样性面临在消失的危险，甚至可能使西部丧失“后治理”的价值。东部那些青山绿水的生态价值显然很低，对后人的遗传价值也较逊色，西部的千山万壑才是生态沃土。西部大开发，东部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算得上是国家生态安全意义上的守土有责了。

　　所以，不妨让发达地区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正如新疆、西藏的边民实际上担当了国防军的角色一样，长江黄河源头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原住民可以说是国家生态安全的“环防军”（环境防卫军）。不过，如果人口密度超限，“环防军”也不得不靠山吃山。所以，在那些地方应该按“树挪死、人挪活”的原则来减人增绿。如果人不好挪，就应该用多种形式给他们补贴，得让西部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民也能分享小康生活。

　　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诠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追求的是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缩小地区、城乡、各阶层的差距。很明显，全面小康不仅追求生态文明，更强调发展均衡的生态文明。实现这个均衡，生态转移支付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这样也才能顾大局实现国家规模上的小康。可以看出，决策层已经明白生态转移支付是我们建设全面小康国家绕不过去的环保路。

　　事实上，生态转移支付不仅在国内有实行的大势，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成立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3 个国家：马来西亚、巴西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这 3 个国家是在替全人类维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全球环境分工中，这些发展中国家难得地占据了优势地位，处于较高的生态位势。发达国家通过经济账来还生态账的意义不只是在还欠账，更是在替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他们在经济分工方面的优势买单。所以，生态转移支付是人民群众应该理解的天经地义的事。目前，在全球环境基金的项目中，中国占据了大头，这可以看作是发达国家带的好头吧。

　　小康国家的环保路，既然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就得靠各种形式的生态转移支付开辟新路。